调解案件以民商事为主。

律师调解市场尚未形成。

有实践的优势。

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法院压力

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法治日报周斌全媒体记者见习记者张守坤

在北京东三环郑达中心北塔，有一个10多平米的房间，墙上挂着“调解室”的牌子。这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成立于2017年11月，已成功调解多起矛盾纠纷。

“希望律所的调解室能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推动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这比单纯获取经济利益要有价值得多。”盈科中国执行董事李政解释了成立调解工作室的动机。

律所的调解工作室不是映客原创的。2017年9月底，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支持北京等11个省(直辖市)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2018年底，高法、司法部下发通知，将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扩大到全国。

律所愿意成立调解工作室吗？工作室扮演什么角色？律所调解工作室推广有哪些障碍？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展开了调查。

到处积极探索。

9月17日，国浩律师华侨纠纷调解办公室正式成立。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永斌说，“在调解室设立之前，我们遇到了很多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从短期来看，调解室可能效益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为源头解决和多元化纠纷解决做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进喜表示，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是律师调解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是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现有规定，律师事务所调解小组可以作为律师业务受理当事人的调解申请，也可以承办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律师事务所的调解工作室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区分案件类型进行综合调解；另一类是涉外法律事务、知识产权等专门的调解工作室。

作为2017年高法、司法部确立律师调解工作试点的11个省份之一，浙江在《意见》颁布后，全面试行律师调解工作。浙江盛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是杭州市首批15家律师事务所之一。

盛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主任钱玉峰告诉记者，律师调解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商事纠纷(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以及行政合同和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目前收到多的调解案件主要是民商事纠纷。

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律师蔻驰本尼表示，法院和其他分流的律师事务所不收取任何调解费用；对于当事人主动上门的调解案件，收费标准低于普通案件。当事人经济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减免调解服务费。

“调解工作室的案件来源主要是法院的指导性案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律师调解工作室市场化运作的案例很少，或者说律师调解市场尚未形成。”钱玉峰说。

实现双赢。

因股权纠纷，周先生将该公司诉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法院综合考虑案情后，委托汉鼎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在全面了解案情和双方争议的焦点后，律师作出了d

疫情防控期间，汉鼎律师事务所通过浙江在线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ODR)调解了多起纠纷，其中涉及数百万元的企业纠纷4起，涉及多个小区的物业纠纷数十起，创造了从受理到履行24小时内成功调解一起邻里房屋纠纷的记录，节约了司法资源，有效帮助了恢复工作和生产。

2019年10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将辖区矛盾突出的物业管理合同纠纷案件，分流到盛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首批10起案件中，有4起当事人自愿选择律师调解，均调解成功。盛刚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调解工作得到了物业公司和业主的肯定。

据统计，盛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2019年受理法院指导律师调解案件227件，调解成功54件。截至目前2020年，已从浙江ODR平台和某小额纠纷解决方案获得指导性案例155个，等待调解19个，调解成功14个。

在钱玉峰看来，大量的案件从法院分布到律所的调解工作室，不仅有利于当事人，也是律所提升品牌价值和美誉度的机会。它可以促进律师、司法局和法院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履行法律共同体责任。

王进喜表示，高效率、低成本的律师调解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有助于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当事人善意；有利于减轻法院办案压力，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它不仅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重要业务来源，也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这个系统需要改进。

成立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进行律师调解，并不容易。蔻驰本尼坦言，一提到律师调解，很多当事人的印象就是不信任。“有一次法院交办一起交通事故调解案件，我给当事人打，让他进行免费调解。他以为对方律师在他，解释了半天才相信。”

钱玉凤深有感触地说，有些人对律所的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不了解，不信任，甚至不欢迎。建议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和信任律师调解工作。

今年7月31日成立的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设备齐全，有与法院联网的在线视频调解系统。但是，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赵青树一直深感调解工作室经营的艰难。“案件调解后，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确认才能生效。但一些地方法院不承认律所调解工作室的调解，或拒绝指派案件，或拒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导致律所调解室难以开展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王进喜看来，律师法应明确规定律师进行的调解是律师的业务之一，并规定由此形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司法确认，以解决实践中直接接受当事人申请的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调解难以获得司法确认的问题。

本尼教练在多年的实践中，觉得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有一个矛盾：做好调解工作需要律师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花费更多的时间。老律师擅长，但一个调解案件的补贴往往只有三五百元。“希望增加律师调解补贴，对热心调解工作的律师增加精神奖励，在表彰时予以倾斜。”蔻驰本尼说。

受访律师一致希望推进律师调解的市场化运作，实现调解律师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又增加收入，使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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